福建：向海而生（全文）
发布时间：2023-04-09 19:05
来源公众号：卢克文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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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15 日，泉州，阳光明媚。
下午一点，我随着向导先去逛了一圈开元寺，随后步行，来到了涂门街一处叫做关帝庙的地方。
这座庙也叫关岳庙，既供关羽，也供岳飞，原本是一座水神庙，明初因朱元璋推崇关羽，下令在泉州城建七座关帝庙，大家没钱，就把水神庙改改，换个 IP 牌子，直接弄成了关帝庙。
关羽在民间地位拔高，主要源于元明清三朝对他的逐步神化，商人为了证明自己讲信用，可以跟他放心做买卖，也在商号供奉关羽，后来就莫名其妙混成了武财神。
据向导说，这是整个南洋关帝庙的祖庙，但庙宇其实较矮，里面横着几进房，也不大，相对全国其它我走过的地方，算是一座小庙。
关帝庙外上香的人
我在庙里走了一会，来到一间大殿，见到好些人跪在那里祈福，殿旁放着两个大筒，一个筒里装着巨大的竹签，约是普通竹签的四五倍，有人抱着筒晃一晃，摇乱竹签，再从中抽一根便走。
另一个直筒放着许多半月形的木牌，向导说这个叫“博杯”，有人不断过来，在筒里取走两块杯，跪在大殿蒲团上，双手合什，念念有词，忽然松开手，将杯往地上一撒，杯发出清脆的声音，摔落在地上，摔杯的人，便凝神看地上杯的正反面 。
向导解释说，那个竹签跟全国一样，就是抽签问卦用的，就是大一点而已，这个摔博杯，则是在向神明问事情，如果一面正一面反，叫圣杯，表示事情可行；两面都是正面，叫阴杯，表示事情不可行；两面都是反面，叫笑杯，说明事情要再考虑考虑。
我站在原地，默默看了好一会儿，根据多年调研形成的逻辑思维，总觉得这鼎盛的香火、络绎不绝求签问卦的人，必定跟经济活动有关联，便问向导说：福建这边是不是自古以来，工作生活，就有一些高风险的事情发生？
向导说：出海打鱼风险大，下南洋，风险就更大。
是的，出海和下南洋，是福建人民一千多年来，风险最高的事情。
也是福建人对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一系列经济文化现象的最初来源。
南洋，是我们明清时对今天东南亚的称呼，每当出现人口大爆炸、战乱等情况时，就有大量的福建、广东人到东南亚地区寻找生存空间，因此称为“下南洋”，广东人也叫“过番”。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下去，近代史上三大人口迁徙。
雍正时广州知府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里，就写过“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
由于广东的生存空间略大于福建，福建人民下南洋的艰难往事，比广东更多更密。
我在福建这一路走过来，每到一座城市，都会请当地人，跟我讲一讲他们祖辈下南洋的故事。
我时常听到深夜时分，还在笔记本上，用潦草的快笔，记录他们几代人的艰苦。
下南海的华人，在鸦片战争时约 150 万，民国时到 1939 年又跑出去 500 万人，因此我听到的下南洋的故事，大都集中在清末到 1950 年之间。
之所以集中在这段时间，是因为欧洲殖民者，陆续控制了东南亚各国，并将他们纳入到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急需大量劳动力，广东福建的两地民众，能在东南亚找到活命的空间。
在 1893 年之前，私自下南洋不被允许的，有点相当于今天的叛国罪，对回国者严加处罚，出去基本就回不来了。
允许出国后，能回来的也极少，最好的情况，也是两三年回家探望一次。
下南洋一部分人是主动的，另一部分是被雇佣过去的。
清末时，如果被雇佣做华工出海，去给东南亚殖民者卖命，一般是通过德记洋行这样的中间商签订契约，洋行以三到十元雇一个人，转手卖给东南亚殖民者是一百元起步。
过海时会被封禁在船舱内，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房间，环境极其恶劣，因为船上吃饭不是每个人都有碗，就是一个大锅大家一起蹲着吃，就跟喂猪一样，所以华工们被叫做“猪仔”，一路上还会被猪仔头虐待，拿木棍打、拿木板夹，拿带刺的皮鞭抽，人死了就直接扔海里，死亡率高达 50% 。
下南洋的华人
因为死亡率太高，为了多赚钱，洋行会故意超载，一条船能载三百人，他就载六百人，死一半他也能完成运输任务。
跟当年黑奴三角贸易，细节几乎一模一样。
等到了东南亚，一般会因为水土不服，常常一场疫情下来，又被带走几十上百人，最先过来开荒的福建人或广东人，在霍乱、疟疾、腹泻、蛇蝎、巨蟒等夹击下顽强地活了下来。
由于读书不多，第一代福建人干的都是苦力活，他们有的在婆罗洲或缅北开矿、有的在马来半岛种香料、有的在爪哇岛种甘蔗，或者干一些搬运工、洗厕所、掏粪、背尸体、卖菜刀剪刀、剃头、算命、代书、洗衣的活计为生。
一位福建华侨跟我说起他先辈的生活，说爷爷当时一餐只能吃半碗饭，靠做小摊小贩为生，三代辛苦，才在东南亚有了立足之地。
我们现在常常能听到关于东南亚华人巨富，比如马来西亚林梧桐、郭鹤年，印尼黄奕住、黄奕聪（不是两兄弟）、林绍良，泰国谢国民，新加坡陈嘉庚等等的传奇故事，这些人的传奇背后，是华人早先下南洋时近一半的死亡率，约有几百万华人的死亡，和早期潦倒流离的生存史，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个人奇迹，风险极大、生存机率极低，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并没有人愿意过这种生活。
在东南亚闯荡并苟活下来的华人，很快会将自己积累的一点积蓄寄回广东福建，就算没赚到钱，也会跟别人先借两块，寄信一封回家报平安，闽南语里批就是信的意思，往家里寄信寄钱，就叫“侨批”。
滔滔大海、万语千言，全在这一封信、这两块钱里了。
最早的侨批，由回福建的水客顺路带回，没有任何担保，而水客本来自己就忙，所以一封信几块钱，常常半年才能带回家。
水客如果真要私吞了侨批，大家也没办法，只能进行道德谴责，说雷公要轰死他。
不过这种拿命换来的钱，作为同乡的水客也知轻重，极少出现私吞现象，他们每年在粤闽到东南亚之间往返三次，充当两地之间的快递员，由于水客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多，需要系统化管理，便出现了侨批局，专门帮大家转钱转信，负责跑腿的快递员，就叫批脚。
而留在福建本地的家人，每日苦等亲人消息，半年才有只言片语，平时也不知生死，便只能上庙求香，问一问凶吉。
于是便有了福建各寺庙旺盛的香火，以及我在关帝庙里看到的竹签与信牌。
每一种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的背后，必定跟当地经济活动有关联。
那连绵不绝过来摔信牌的人，问的是几千里外家人的凶吉，求的是家人的平安，寺庙，便成了福建人的精神庇护所，成了对抗风险的灵魂缓冲剂。
贰 山与海
经历过第一代下南洋的华人苦耕，再通过亲友与各地会馆的传帮带，目前在东南亚一共有 2000 多万华人华侨。
其中印尼有 1000 万人、马来西亚和泰国约 700 万、新加坡 360 万，菲律宾 150 万，绝大部分已加入当地国籍。
苦耕百年，历经三四代，目前华人已经牢牢控制着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三地 70% 的财富，马来西亚前 10 的富豪里， 8 个是华人。
在整个东南亚，只有越南的华人，因为连续遭到法国殖民政府和越南政府的打压，企业和私人财产被不断剥夺，才没有掌控当地经济。
华人一般控制的是东南亚资源性产业，比如制糖、烟草、矿产等等，后陆续升级到银行、房地产、传媒、保险等暴利行业，但华人没有深入政治领域，一般会依附于当地权贵，一旦发生社会危机，阶层冲突严重，当地权贵就会将华人推出去当替罪羊，所以东南亚过去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屠华事件。
在中国强大之前，华人在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像二战前犹太人在欧洲扮演的角色。
在东南亚华人，又以闽南人最多，在许多国家都是头牌，他们分别占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 37% 、泰国华人的 7% （泰国是潮汕人的天下，占 56% ）、印尼华人的 47% 、新加坡华人的 40% 、缅甸华人的 26% 、菲律宾华人的 90% （晋江人为主），加起来一共约 1000 万人出头。
我在闽南游荡时，问起他们为什么去了东南亚，在经济上就变得这么强势时，一位老学者跟我说，因为华人会储蓄、更勤劳，相对当地人更会打点生意，这是一个优势，但其实最大的优势，是早期欧洲人需要华人在东南亚做代理人。
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控制当地的传统手段，就是以少制多，欧洲人害怕占人口多数的土著搞武装革命，如果只跟当地权贵合作，要是哪天某个权贵突然脑子一抽跟自己玩命，手这么一挥乡亲们冲啊，号召力也相当了得，只有找聪明能干、又缺少本地群众基础的华人做管家，才是最安全的。
华人管家们将欧洲人伺候得十分舒服，几乎大事小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欧洲人爽得不行，比他们管理美洲澳洲爽多了，于是给了华人更多经济上的权益。
欧洲人还用这套方法控制香港和上海，所以这两座城市过去老被人叫买办，就是这个原因。
二战结束后殖民者被赶回老家，这时本地权贵拎着枪接管了国家，成为了新的话事人，但本地权贵不会治理国家，打点生意更是一塌糊涂，他们也尝试过用本地人，发现没华人好使，就用着殖民者留下的旧系统，继续让闽南人、潮汕人给他们做白手套。
我在广东篇介绍过，潮汕人承认他们就是闽南人，所以实质上，东南亚经济主要还是掌握在闽南人手里。
闽南人的族群观念是如此强烈，分布如此广阔，经济又这么强势，甚至能勾连到东南亚诸国，从中央节制地方势力考虑，无论如何不能让闽南人单独成块，因此闽南人必须被分割到福建、广东两省，生生划出一个潮汕人来。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从东南亚收回来，回到福建本土，看一看福建人的生存环境，了解福建人向海而生的原动力是什么。
只要点开福建省地形图，福建人民的痛苦一目了然。
整个福建省，全是一整片一整片的大山，武夷山、玳瑁山、鹫峰山、戴云山、太姥山、博平岭几乎填满了福建，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比以多山闻名的广西还少。
我们平时一说起福建，就会想起它寺庙多、茶叶多，寺庙是对冲出海危机的心理医生，而茶叶是山脉太多，回报给福建人民的一点歉礼。
福建盛产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政和大白茶、福鼎银针、武夷大红袍等等，我在福建旅行时，跟在潮汕一样，走到哪里就喝到哪里，可惜茶叶产业链能提供的就业太少，还是无法抚平山脉过多，对福建人民造成的伤害。
在福建西部群山之中，一点点山与山的缝隙里，见缝插针地布下南平、三明、龙岩三座城市，这三市地方太小，容纳不了太多人口，南平只有 267 万人、三明只有 248 万人、龙岩只有 273 万人，西部山区三市，加起来也不到 800 万人。
而东部的漳州有人口 505 万、厦门有 520 万、泉州有 880 万、莆田有 320 万、福州有 830 万、最少的宁德也有 310 万。
而且东部这 3300 多万人，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各市，而是全挤在沿海那一丁点漳州平原、泉州平原、兴化平原、福州平原。
福建全省耕地仅 1400 万亩，只有湖南的四分之一，广东的二分之一，很难养活 4200 万福建人民。
福建山区多得让人绝望，九山半水半分田，地理环境之差，让汉武帝征服闽越后，焚毁城池宫殿，把所有人口全部迁往长江淮河一带，直接放弃不要了，导致福建三百年人文断层，气得福建老乡们都调侃他们这是“兵家不争之地”。
福建水系也不好，全省也没有江西那种贯穿全境的江河，还都是在本省跑短途，急吼吼直接流入大海，短水系使福建在古代时交通基本是封闭状态，只有汀江外流到潮州，但汀江那么小，实在没什么卵用。
福建作为穷山苦水之地，一直被中原王朝嫌弃，根本就没几个人在这生活，唐以前全省人口常常几万到十几万人，一直到盛唐时，全省也只有 50 多万人，荒凉得毫无存在感，北宋时人口大量南迁，终于有了 200 多万人，南宋时才达到 300 多万。
三四百万人口，就已经是古代福建能容纳的极限，那时福建这边的薄田，一亩只产二三担谷，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肉，所以福建女人，尤其闽南女人勤劳贤惠，她们要照顾小孩、处理家务，还要纺纱织布挣一点零钱，常常织到三更半夜，这都是福建贫苦的环境逼出来的。
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变得博学贤惠、一身技能呢？大家都想做地主家快乐的傻儿子啊。
一直到清中期，因大力推广亩产千斤的红薯（今天红薯能亩产六千斤了，真是个救命的东西），“闽粤沿海栽植甚广，农民咸藉以为半岁粮”，使福建人口终于突破千万，咸丰时达到 2000 万，这时人口增长又突破了土地极限，红薯都不够吃了，福建人开始跑海外求生存，比如前面说的下南洋，中间加上战乱，到新中国建国时，福建已只有 1200 万人。
所以壶见人（没写错）打一开局，就有很多海外亲戚，直接影响到了今天福建的经济发展历程。
叁 格局
这次写福建篇，我有点厌倦了一座城市一座城市讲过去的方式，决定采用江苏篇那种，高度概括，只详细讲一两座城市的方法。
所以在重点展开福建人的发家史之前，我必须先将福建各区域形成史，大致讲一遍，以方便大家理解后面奇奇怪怪的传奇故事。
北方一轮又一轮的战乱，逼迫大量汉人南迁，加上唐朝后南方天气转好，已经适合人类居住，北方人口快速流入，迅速占领了福建各个可生存的地域。
最早的汉人从江浙地区迁入，是从福建最北部的南平浦城、崇安过来，再沿着闽江坐船到达福州，因此福州建设得比较早，这批人里有少数人继续向南边的沿海平原走，到达了莆田、泉州定居。（建议配合看上面的地形图和水系图，一看就很清晰）
唐朝时，有陆续不少军人为了镇压叛乱，进入漳州落脚，打完仗就在这里安居，繁衍后代。
后期又有汉人从江西南部穿过武夷山，进入福建长汀，再从这里到达泉州和漳州，这时基本人口规模定型，沿海土地也无法承载更多新人口。
出于这个原因，闽南语就一直保留着宋元时期的汉语古音。
最后就是我们讲的客家人主力大部队，他们来得晚一些，也从江西那边沿着赣江到达南部，从宁化石壁和长汀到达福建，一看最好的平原都被占完了，那些军人的后代看起来也不好惹，就留在山区里了，然后由福建山区进入广东山区，就是今天的梅州、河源市。
上面这些人口迁徙的过程，只要知道个大概就行，除非你要研究方言或者地方志，否则没必要了解得特别细，我们主要是理解一个地方，不是钻研一个地方。
因为特殊的人口汇聚的过程，加上古代出远门基本坐船，依赖水系交通，形成了福建今天五大民系，分别是讲闽东方言的福州、宁德人；讲莆仙方言的兴化人；讲闽南语的厦漳泉闽南人；建瓯一带讲闽北方言的闽北人；汀江流域和龙岩地区的客家人。
图源：看世界
福建各区方言的复杂性，跟广东有得一拼，特别是龙岩市刚好位于南部中间位置，莆田又紧挨着泉州，我一度怀疑这两地也是闽南人，过去一问才知道，龙岩这里以客家人为主，莆田人在全福建都自成一派，只有厦漳泉才叫闽南。
这些区域里，又以莆田最为独特，从而造成了莆田与福建其他区域的格格不入。
莆田是如此重要奇特，我放在后面再慢慢讲。
在改革开放前，福建人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地理压迫。
一是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大量人口被迫外逃到东南亚、台湾岛、海南岛等地，二是我们需要收复台湾，福建随时会成为战时前线，因此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压根没什么国家投资，可怜这么大的福建，以前只有一条 1958 年建成的出省铁路，叫鹰厦铁路，连接鹰潭和厦门，还只是通往同样不富裕的江西，跟富裕的浙江、广东完全连不上。
这条铁路还是单线铁路，太快容易发生列车脱轨及坠落，因此走得极慢，整个鹰厦线跑完，需要一天多的时间。
福建省内的铁路建设也极缓慢极缓慢， 1958 年准备投建省内第一条，从漳平到泉州的铁路，考虑到各种因素，这条铁路停停修修， 2600 多名工人用了 32 年时间，一直修到 1990 年代，才铺筑了漳平到安溪剑斗 40 多公里的钢轨，平均每年只前进了一公里多。
1998 年漳泉肖铁路才开始运行客运路线，从开修到客运，足足历经 40 年。
一位漳州老人跟我说，因为没有铁路，2008年时，他们坐龙江号大巴去福州，200多公里路需要4.5个小时，1990年代更过分，坐破破烂烂的大客车，走颠簸的国道，通常要八小时以上，一路十分折磨人，2011年后才有了第一条通福州的铁路，免去了一路颠沛之苦。
正是因为福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随时准备战争”的地缘格局，福建全省 GDP ，在建国初期一直排在全国倒数第八名的位置，仅比西藏、宁夏、青海、新疆、贵州、甘肃、广西这些老少边穷地区高一点。
而到 2022 年，福建省以 5.3 万亿 GDP 排在全国顺数第八位。
这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数字。
福建 GDP 总量，将来很可能会超过排在第六位、总 GDP 为 5.67 万亿的四川，而福建只有 4188 万，四川有 8400 万人，比如福建 2022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4.3 万元，就高于排在前面的四川的 3.07 万元、河南的 2.82 万元、湖北的 3.29 万元。
但根据我实际走访所看到的，福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被严重低估的，在全国各省里头，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省的普通民众，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各省，站在中国各省的第一档。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福建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
我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强大，当地的老百姓就相对富裕许多，中国有许多地方 GDP 高，比如河南、河北的某些城市，但那都是大国企堆出来的数据，当地百姓并没有受到实惠，而民营经济的钱，通常直接进了当地人民的口袋，促进了当地就业。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详细来聊一聊，福建省是怎么打赢翻身仗，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全国逆袭榜样的。
肆 新的起点
在改革开放前，整个福建省只有福州市经济稍好，其他城市都过得十分不好。
1978 年时，全省排名第一的福州 GDP 是 14 亿，第二三名的漳州和南平各 10 亿，莆田、三明、泉州都是 9 亿。
同年，旁边的浙江省，第一名的杭州 30 亿，宁波 22 亿、嘉兴 15 亿、温州 14 亿、绍兴 12.7 亿、台州和金华各 11 亿。
此时福州放在浙江省只能排第五，连温州都打不过，福建起点之低，让每个壶见人都有一股绝望之情。
2022 年，福建省各市 GDP 大挪移，漳州和南平排名狂跌，泉州、厦门、宁德逆袭而上。
根本原因还是各市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
许多外地人对漳州十分不熟悉，其实漳州 5700 亿的 GDP 放全国也不低了，漳州在省内一直很强，只是因为改开后漳州发展速度没赶上其他城市，帅得不明显。
我们仔细看地形图，会发现漳州平原，是福建省最大的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适合人类生存，在全国工业化之前，是除福州以外，本省最靓的仔。
我在浏览漳州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资料时，读到南宋 1177 年，漳州知州因民众不满，才取消了献象牙的规定，这说明当时整个南方还是极热，漳州居然有大象，侧面说明古代中国南方确实不太适合生存。
福建泉州的巅峰时期是宋元时代，明朝为了解决倭寇问题，隆庆开关开放海禁，这时宁波刚发生宗设和端佐争贡之役、广州有葡萄牙人闹事、泉州福州荒废多年，只有漳州月港这时还挺繁华，平时就是走私胜地，叫天下小苏杭，旁边还有造船厂，可以造百吨双桅大船，九龙江出海口还有大型木材中转市场，朝廷经过好几年摇摆犹豫，最后选择了漳州月港。
1567-1644 年，月港共流入白银 3.3 亿两，占全球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漳州繁华到达历史巅峰，因为我们历史教科书只重点讲过泉州，没有讲明朝隆庆开关后漳州的辉煌，因此大家才对这座城市毫无印象。
只要有钱，当地就会重金投入教育，漳州历史一共 835 名进士，明代一口气出了 418 位，跟湖南湘军掠夺江南后，涌现出大量人才一个道理，都是经济基础哺育文化教育的结果。
教育是十分花钱的，没有大量的金钱投入，无法批量生产知识精英。
其实在泉州衰落后，漳州就一直顶替了泉州的经济地位，到清朝时广州成了主角，泉州漳州都不行了，但漳州农业条件全省第一，下限特别高，再苦也苦不到哪去，据漳州一位老人回忆，他们在 1970-1980 年代，漳州这边娶不到老婆的人，可以去泉州和龙岩买媳妇，泉州人和莆田人也常来漳州打工，做些造船、盖房类的工作。
在漳州调研时，一位年轻的农场主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的农场，我便有机会，于 3 月 17 日跑去他农场，亲眼目睹了漳州农业发达的一面。
小伙子是九零后，继承了父辈 200 亩农场，手底下一共有小几十号人，平日出售各种果苗，主要卖给苗商、农户、政府，也通过 4 个抖音号直播卖给散户，网络客户常来他这买杨梅、荔枝、凤梨释迦，一棵桔子树，小的能卖十几块，已结果挂满枝头的，能卖五六百块。
当场算了下，如果把已结果的桔子，摘下来到市场上零售，其实也能卖五六百块钱，就是相当于拿买桔子的钱，直接买了一棵桔子树。
那以后每年都有免费的桔子吃，看起来十分划算。
我们聊了半天，决定去到他的苗场看看，开车到苗场时，正见到他员工站在地里搞抖音直播，每个号在线客人不多，往往同时在线只有二三十人，但都是精准客户，每日流水能做到八千到一万块。
用抖音直播卖果苗的农场员工
小伙子说，他们农场 80% 种植果苗，先从台湾引进种源，再在试验基地试种，台湾那边农业很发达，不过市场小，已经到达行业天花板，他们要赚钱还得依赖大陆市场，台湾岛很多人是从漳州过去的，相对好沟通，他们背靠先进的农业技术，种子越来越好，东西越卖越贵，种果苗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不断进化过程中，已经像是一家技术密集型企业了。
我问他农场一年利润多少，他说年利润在 50-100 万浮动，收益相当不错。
“农业是一个高度封闭的行业。”小伙子总结说，“除非是父传子，别人不会带你赚钱，如果不是我父亲干这个，我也不会搞农业。”
他还说：“我们父辈都已经老退了，换成我们这一批年轻人上，现在中国农业，正在更替成一批新的高科技农民。”
除了这位农场主，我还在漳州见到了几位做食品加工的老板，这边食品产业发达，食品加工业福建第一，年产值近 2000 亿元，都是依赖漳州大好土地才有的结果。
而漳州的工业在福建表现一般，搞钢铁的三宝、搞房地产的九龙江、搞石化的福海创、翔鹭等，集中在重型国企，堆叠 GDP 容易，惠及百姓难。
漳州的下限很高，它是一座旱涝保收的城市，它有大平原、有省内第二大河九龙江、有能停 30 万吨货轮的漳州港、有水电站电价也便宜、气候还不错，这样一座城市，怎么就输给了泉州和厦门了呢？
我就这个问题，咨询过漳州不少专业人士，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并没有一个统一答案，随后我去晋江、泉州市区（晋州属于泉州）、厦门、莆田调研时，才慢慢弄清楚了原因。
其实也不是漳州发展得不好，而是泉州、厦门发展得过快。
而漳州，又天生缺少泉州所独有的推动力。
伍 逆风的一局
2023 年 3 月 13 日，我来到晋江一家小鞋厂，听他们老板说起自己的创业往事。
晋江的城镇格局和东莞极像，到处是密集的工业园、繁忙而略有破损的马路，以及 1990 年代建好的三四层高的农民房，在一处破旧的小巷深处，我找到了这家开在农民房一楼的小鞋厂。
工厂老板以为我是来刺探情报的，他不相信这世上有人莫名其妙来搞什么调研，一直狐疑地打量着我，对我爱理不理，我正准备滚蛋，厂里一名英俊的技术员突然认出我，叫了一声卢彦祖，然后将我的抖音号给他老板看，这时老板才放宽了心，开始跟我讲述陈年往事。
他生于 1976 年，不是晋江本地人，来自龙岩市的某个县， 17 岁那年，也就是 1993 年，龙岩市有一家培训机构教人做鞋开版，他想学一门手艺，就去报名培训，学了点东西后，来到晋江进厂做开版学徒。
这一做就是 19 年，一直在鞋厂打工，辛苦攒钱买房娶媳妇，干到 2012 年，自己积累了足够的技术，也有相熟的销售渠道，才出来自己开了家小厂。
他的故事隐藏着一条重要信息： 1993 年，晋江的鞋厂就需要吸食周边县市年轻劳动力了，说明鞋厂生意已经热火朝天。
事实上，晋江的鞋厂确实从 1980 年代起步，到 1990 年代，已经步入了稳定增长期。
晋江鞋厂的进化史，主要来自自力更生和国际产业链转移。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放宽了对民营经济的管制， 1979 年，晋江陈埭镇林土秋在报纸上看到国家新政策，私人办企业国家将免税三年，林土秋会做鞋，便在自己家石头房子里，用一把钉锤、一张饭桌、一把剪刀和几台家用缝纫机，开始在家里叮叮当当做鞋，他们家鞋厂，就是后来的鳄莱特。
做出来的鞋卖得很好，周围的乡村便纷纷跟进。
陈埭镇有位村民叫丁建通，家里四个孩子，在鞋厂做学徒，有的会做鞋底，有的会打样，有的会做鞋面，看到做鞋能赚钱， 1981 年他把四个孩子叫回来在家里搞了个小鞋厂，就是后来的 361 度。
1985 年，同镇的丁氏家族也开始做鞋，便有了后来的安踏。
1988 年，耐克在泉州办厂，当地有一家壳灰厂老板，叫许景南，当年 33 岁，常去耐克厂拉废煤渣烧灰，因为跟厂里领导熟悉，对方劝他做一个鞋面厂，给耐克供货，有耐克下订单，不愁销路，许景南便建了家鞋厂，就是后来的匹克。
“那在做鞋厂之前，许董还做过什么生意？”
3 月 14 日，我在泉州匹克总部，拜会许景南董事长，向他请教泉州的发展史。
“我高中毕业后就开始贩鱼，还和弟弟拉过板车。”许董说，“ 23 岁就办过包装厂、木箱厂，到 1978 年就赚到了 20 万，盖了四层砖瓦楼。”
“我们那时候开厂还要挂靠，我当时就挂靠在供销社下面， 1988 年春节，鲤城区书记带秘书上我家拜年，说要鼓励民营经济，让大家带个头，我们后来又认识耐克，才开了鞋厂。”
“那时候大家思想还不够开放，说是雇 5 个人就算剥削，不敢雇了，政府不说开放，大家也不敢搞厂子。”
正是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泉州的鞋厂越来越多，到 1990 年代，洋埭镇 1000 户人家，居然有四五百家鞋厂。
当然啦，泉州人民的努力值得肯定，也不忽略 1986 年开始的，台湾五大制鞋巨头宝成、丰泰、盛昌、钰齐、清禄奔赴大陆开厂，带来的人才和技术转移。
这种制造业搬来的原因，我在广东篇有讲过，是因为台湾岛 1984 年颁布了《劳动基准法》，人力成本太高，他们必须搬。
宝成去到了东莞、丰泰选择了莆田、钰齐来到了泉州，成为这三地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营企业的自我驱动，加上国际产业链的转移，技术资本人才的全面汇集，才成就了泉州制鞋业。
像泉州的耐克工厂， 1990 年左右，因为和当地政府产生了分歧，没来多久就搬去了莆田，但他们留下大量制鞋工人，有的入了安踏匹克，有的自己去开了鞋厂。
各个工厂内部也互有交流竞争，像安踏为了搞定更多技术人才，老板亲自在东莞裕元鞋厂（宝成子公司）三倍薪资蹲点挖人，特步早期的生产总监也出自东莞裕元，台商为大陆输送人才，其实本质上是亚洲四小龙供应链自然转移的一部分。
“其实福建沿海城市能快速起家，还有一个大家不愿意说的理由。”当我几天后到达福州，见到一位退休教授时，对方这样提醒我，“各个城市都在改开最早期，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期，大家才有余钱，投入到正规的生产活动当中。”
“是指什么样的原始积累期呢？”
“是走 ...... 不对 ...... 是民间贸易。”
我恍然大悟：“潮汕地区那种民间贸易？”
“就是那种民间贸易。”
其实也不只这位教授这样说，后来遇到的很多人，都谈起这方面的积累。
我们在前面说过，福建人为了生存，曾大量去到东南亚和港台等地，于是本土福建人多多少少在外面沾亲带故，就有了各种搞钱的路子。
沿海地区极穷苦时，对这条经济链依赖很深，部分地区到了全民参与的地步，大船搞到货，停在公海，小船再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将东西搬过来，这种小船搬运法极难打击，抓得太严，也会遇到社会底层的强烈反弹，于是形成有钱一起赚，有财一起发的状态。
这跟我在湛江、潮汕听到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福建走私案比潮汕、湛江还要猛得多，赖昌星从 1994 年到 1999 年，走私 450 多万吨成品油、 45 万吨植物油、 300 多万箱香烟、 3588 辆汽车，以及大量西药原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电子机械等，共价值 530 亿，偷逃税额 300 亿元，还造了一座七层红楼腐蚀当地干部，连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都因此落马，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查处到的最大走私案件。
光是让赖昌星倒台的举检信，都写了整整 70 页。
每一条大鱼后面，总是会跟随着无数小鱼，由此可以推测，过去福建沿海，民间贸易的泛滥程度。
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拥有大量下南海的国外亲戚，一是让福建老板比其他省市早完成原始积累，迅速投入到再生产当中，才有了福建活跃的民企经济，最后还是使福建走向了正循环。
二是在海外的亲友回乡投资，促进了各地发展，资金和技术也顺利转移到了福建。
漳州为什么在改开后落后于泉州呢？
其实是因为泉州人在海外的更多，能提供的资源多，回乡投资的也多，漳州因为下限较高，不用出海玩命，在海外的人少，回乡投资的也少，一步慢步步慢，历经四十年，慢慢就赶不上了。
经过多方比较，我个人的观点是，漳州输给泉州，主要是输在外援。
宁德这样的小城市，地理位置相对不好，本来毫无希望，怎么就能起来呢？
还是靠外援。
宁德时代是在东莞起的家，原本叫 ATL ，是宁德市政府招商引资，市区两级政府官员，多次到东莞拜访 ATL 老板曾毓群，提供土地优惠、高级人才所得税减免、企业税收返回、帮助企业招工、完善基建等配套措施，希望他回乡创业。
原本计划将火车站附近一块地给到 ATL ，但征地搞不定，就把东侨原本给光伏多晶硅项目预留的 500 亩地，转手给了 ATL 。
现在火车站附近的村民，肠子都悔青了，要是当年被征了地，依托现在这流量，自建房出租每年都不知道要赚多少钱。
ATL 开始时年产值才两三亿，谁都没想到，突然蹦出个国家级巨无霸出来。
2022 年，宁德时代电池销量 289GWh ，市占率达到了 27.5% ，营收突破 3000 亿元，净利 307 亿元，当年公司市值过万亿。
宁德时代一家公司，直接拉高了宁德一座边缘小城的经济地位，这就是外援的力量。
漳州输得不冤，毕竟一千多年以来，漳州人民大部分时间，日子过得比周边其它城市好多了，既然享受到了地理红利，就得承受地理带来的负面效应。
漳州的地理效应，比较接近四川省，既然上限不高，下限不低，那就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当然，泉州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1990-2000 年代，泉州鞋业开始出现二八分化法则，利润向较大的工厂集中，安踏、匹克、特步、德尔惠等拿下利润大头，大量中小企业开始陆续倒闭，在经历这一轮洗牌后，各运动品牌集中在 2007-2009 年完成了上市，站稳了脚跟。
目前在泉州，安踏品牌价值 700 多亿、九牧厨卫和达利食品价值 500 多亿、恒安价值 400 多亿、匹克、特步、八马、九牧王、七匹狼等价值 100 多亿，形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民间品牌力量。
有意思的是，就在泉州各品牌萌芽生长阶段，东莞这边同样出现了一波服装品牌萌发，但东莞几乎全军覆没。
我对这件事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一段历史。
首先在鞋业方面，泉州人从一开始就跟外资并肩生长， 1990 年代就开搞品牌，而东莞虽然有裕元这么牛逼的鞋厂加持，但一直没搞出自己的品牌来，就是一直心甘情愿做代工。
服装方面，东莞曾经在 2000 年代冒出以纯、小猪班纳、灰鼠、森域、异乡人、潮流前线、铅笔俱乐部、霓中依等等几十个服装品牌，我在这里头好几家打过工，但现在能活下去的几乎就剩以纯和小猪班纳，两家公司也没有上市，远不如泉州系的安踏、劲霸、利郎、七匹狼等等。
一般的文章做总结，总要说泉州人比东莞人更有韧性、敢闯敢试、勇于创新什么的，在我来看，这都是陈腔滥调，是做学问太肤浅造成的。
我认为是泉州比东莞更早完成了原始积累。
一是泉州在古代曾富裕繁华过很长时间，它在宋元时代，就是今天的上海。
泉州地方曾经富到在绍兴年间（ 1131-1162 年），靠民间募集资金造桥，总长度达到 5052 丈，花费资金 1.96 亿缗，相当于南宋朝廷四年的财政收入。
想想现在哪座城市要是光是修桥，花费是国家四年财政收入，会有多可怕。
泉州是阔过的，它见过世面。
二是新中国改开后的民间贸易，给福建沿海各城市带来了阶段红利，使民间有更多资金放手做事。
而东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过得很苦，是从 1990 年代才开始第一次发家，而且东莞并不靠海，我在东莞近二十年，也没听说过那边有民间贸易这种事。
东莞的暂住证、飞车党这种往事，在同时期发展起来的江浙城市就没有，这都是因为过去物质基础太差，没有完成血淋淋的原始积累造成的。
事物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只要把握住经济链条，都是可以找到发展规律的，江浙地区、泉州地区也一定曾经有过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期，不过发生得太早，没有人记录罢了。
总之，东莞的服鞋品牌没起来，主要还是原始积累完成得慢，但东莞也有它的地缘优势，所以华为、 OPPO 、 VIVO 、智能制造这些就搞得好。
晋江和东莞其实特别像。
之所以说晋江像，而不说泉州像，是因为泉州市区那密集可怕的古建筑，营造出古朴幽静的氛围感，在全国都十分少见，拿去跟大多数城市比，都实在太欺负人。
泉州整体上城建也落后于时代，跟东莞一样过旧，但这主要还是泉州发展太早造成的，建好了就不再方便拆，错过了城建的红利时期，而且泉州的土地出让金太低，土地财政较弱，像 2019 年，泉州土地出让金仅 243 亿，福州却有 1230 亿，泉州只有福州的五分之一。
泉州财政收入不高，土地财政又少，在现代城建上就渐渐落后于厦门和福州了。
但是泉州，甚至整个福建，都属于“政府不富民间富”的状态，泉州千万及亿元资产家庭，在福建总数量和占比都是第一，泉州也曾经 22 年在福建总 GDP 排名第一，最近两年，才被重点投入的福州超越。
泉州能在改革开放后，打赢这逆风的一局，反超漳州、抗衡福州，是外援和内生动力的共同结果，如果不是厦门分流了泉州部分实力，其实泉州的经济总量，可能还在压制福州。
但现在我们还不着急讲厦门和福州，由于一个计划单列市，一个是省会，我会放在文章后期进行比较。
现在，我想谈谈福建省最为奇特的一座城市，那座在省内都被队友们，不断调侃的城市。
是的，那是莆田。
陆 奇怪的城
全国人民平时在网上听到关于莆田的消息，大多都是莆田医院、莆田寺庙、莆田假鞋等等，名声都不太好，而我在福建省内各城市游荡时，几乎每座城市的老乡都会主动聊起莆田，大家都是带着调侃的语气说起莆田的段子。
他们会绘声绘色模仿莆田人，用那种富有特色的腔调讲普通话，有的跟我模仿起莆田人游医五句话：
你有病啦 ~
病很重啦 ~
可以治啦 ~
但很贵啦 ~
有发票啦 ~
还有的讲起莆田人如何小气精明的问路方法：
问路时打开烟盒，假装递烟：师傅，去福州怎么走？
路人一指完路，莆田人就会把烟放回烟盒：好好好，谢谢师傅。
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走了。
如果说全国人民跟莆田隔得远，因为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难免有一些标签性的印象，但不知道为什么，整个福建都有些排斥莆田人的感觉，我在福州时，还能听到双方互相埋汰，福州人说“好女不嫁莆田男”，莆田人回应“好男不娶福州女”。
关于莆田人被福建集体调侃的背后，一定不是简单的几个段子可以说明的，也不是什么文化问题，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其根本原因，应当是地理经济问题。
在福建时，我向许多人请教这个疑惑，大家的回答都不能令我满意，唯独一位专家的理论让我信服。
她说：莆田被独立于整个福建，主要是因为木兰溪。
是的，一切的根源，来自木兰溪。
要明白木兰溪的特殊之处，我们得先看一下福建省水系图：
福建省水系图，图源：星球研究所
从福建水系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福建的水系，只有木兰溪是独立出来的，它单独拉出了一个系统，极短促地流入了大海。
而且在兴化平原位置，只有这一条水系，孤零零地汇入。
木兰溪从仙游西苑乡仙西村发源，横贯莆田中、南部，最后流入兴化湾，全长仅仅 105 公里。
木兰溪流域图，图源未知
重点在于，木兰溪它太短，又不跟其它江河联通，最后使莆田区域，形成了独立的经济文化。
在古代，出远门的重要方式就是水运，水运一直承担着古代版高速公路的作用，一千多年来，由于只有木兰溪这一条高速，平时出不了远门，于是从仙游到兴化湾的人们来来往往，少跟外界打交道，过起了封闭的内循环生活。
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莆田便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和饮食习惯，跟上边的福州，下边的泉州全然不同。
语言这玩意的形成，就是一个经济循环体系的附生品，打交道越紧密，大家说的语言就一致，平时不打交道，没有利益互通，大家的语言就鸡同鸭讲。
莆田和温州，在古代的经济内循环范围太小，便形成了独立的语言，现在互联网时代了，信息传递快，大家可以用互联网赚全国的钱，就有了全国统一的互联网语言。
重复一遍，地方语言，本质上是经济循环体系的附生品，语言的传播范围，取决于经济体系的大小。
莆田独立到什么程度呢？
在福建，福州宁德那叫闽东、厦漳泉叫闽南、龙岩三明叫闽西（三明有时也划到闽北）、南平叫闽北，这里头，莆田这么小一块地方， 4200 平方公里、 300 多万人，被特意划出来叫闽中，真是看得起莆田。
我个人认为，莆田地方小、人口少，经济处于内循环，形成个性化的语言饮食，使其跟福建其它地方格格不入，在福建地方格局里是弱势方，加上其鲜明的性格和改开后的历史，最后才成为全省的共同调侃对象。
如果木兰溪长一点、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上千年的地理经济，形成了文化习俗，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
地理决定命运，莆田人跟潮汕人一样，至今还多在内部通婚，尽量不嫁娶外地人，因为本地男多女少，选择范围狭窄，形成竞价关系，以至于莆田彩礼越来越高，现在莆田市区彩礼一般是 18 万加金器，别的地方要贵一些，我在莆田的向导，他结婚时就给了 36.8 万彩礼加 12 万金器。
一条木兰溪，只解释了莆田的孤立地缘，但并没有解释前面提到的关于莆田医院、莆田寺庙、莆田假鞋等等内容。
这就需要我们带上放大镜，好好端详一下莆田的历史和地理构成了。
历史上的莆田，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莆田，它的一切变化，来自于改革开放之后。
莆田大量聚集北方汉人，是从隋唐五代开始，到宋代时，莆田因为大量吸收北方汉文明，以及大型水利设备木兰陂的修建，兴化平原得到开发，莆田迎来了黄金时代。
此时的莆田，是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有大量学堂书院，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方言、戏曲、宗教信仰、民俗等。
中国历史上十大进士之乡，分别为苏州、福州、杭州、吉州、常州、绍兴、宁波、兴化、抚州、徽州，这里头的兴化，就是今天的莆田。
莆田历代进士共 2482 人，排名全国第 8 ，其中文状元 9 人、武状元 2 人。一个东阳村，明清两代就出进士 11 名、举人 28 名、贡生 18 名。
这么高的中举率，说明莆田其实一直是书香之地，也侧面说明当时经济繁华，投得起。
所以莆田有许多历史古迹，像妈祖祖庙、木兰陂、龙纪寺、天后祖祠，虽然不是国家一流历史景点，但二三流的历史景点多而散，也留下各种爬刀梯、跳傩舞、摆棕轿、打铁花等元宵习俗。
莆田在元代遭到过沉重暴击，明代略有恢复，清代又遭重锤，因为沿海经济中心移向了广州，莆田就再也没有宋时那么阔过。
这样看起来，莆田再差也差不哪儿去，怎么改开后就冒出好多牛鬼蛇神来了呢？
这个问题，还真的只有去过莆田实地，才知道答案。
原来莆田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叫界里，一部分叫界外。
最早出现这个概念，是清政府为了对郑成功搞坚壁清野，将沿海居民强制内撤，筑墙垣立界石堡垒，里边的叫界里，外边的叫界外。
清廷下手狠毒，直接破坏了界外的生态环境，毁掉田庄庙宇、砍掉森林果树、冲垮海堤，致使海水漫灌，田地难以耕种，大量莆田人流离失所，而凡是回到界外生活的人，清廷直接杀无赦。
这项毁掉莆田人生活的截界行为，于 1662 年始， 1682 年结束，一共二十年时间。
莆田人遭此大难，无数人家破人亡，从明万历四十年时的 14.8 万，锐减至清康熙三十年的 6.1 万人。
一位莆田人回忆说，他们很小就有界外这个概念，青山脚南边靠沿海的地方就是界外，这片区域因为清朝时被海水长期淹没过，不能种水田，只能种旱地产的红薯、花生、大豆，没有山脉溪流，只有大海滩涂， 1980 年代，界外人盖房子都是石屋，墙体用石块砌成，屋顶用条石拼凑，他们的生活，过得比界里人辛苦得多。
在整个 1980-1990 年代，界外到处是石屋、滩涂、红薯地等，一片破败、苍凉、贫穷的景象。
这些地方原本是富饶之地，现在变成这样，其实都是清廷的毒辣行径，留下的历史痕迹。
莆田因截界失去大量土地，更无法养活更多人口，被迫向外地搬迁，我在汕头调研时，就听当地人跟我说他们祖上来自莆田，便是这个原因。
我在漳州、福州时，都听一些老人说过莆田土地贫瘠，靠吃红薯过活，才产生种种极端现象，跑实地一看，原来老人们都只说对了一半，贫瘠的是界外，界里人日子过得一直比较好，文脉衰落后，主攻手工艺，常年出莆田师傅，擅长打金、木雕、担盘这些技术活，在整个福建口碑很好。
而且莆田菜也很好吃，一个地方只有物产丰富，东西才有好吃的可能，全靠红薯活命，是不可能创造出枫亭糕、海蛎饼、荔枝肉、卤面这些食物的。
我们今天听到莆田医院的由来，大都来自秀屿区，这里，就是界外。
莆田医院的祖师爷叫陈德良， 1950 年生于秀屿东庄镇，出生时家里很穷，非常穷。
26 岁时，一位跑江湖的来秀屿镇变魔术、耍猴，然后顺带卖一些跌打损伤的药，陈德良发现这个赚钱，立马拜师学艺，三年后自立门户。
这时全国流行叫“疥疮”的传染病，沿海湿热带特别严重，陈德良创了个偏方，用 500 毫升水兑 5 毫升水银，再加一点硝酸做药膏，歪打正着，刚好能治疥疮。
一两毛钱的成本，卖一两块钱，每天能赚三四百块钱，一天的收入，是当时别人一年的收入，就此成了东庄镇靠游医发家的第一人。
此后收了八名莆田的徒弟，当中最有名的，叫詹国团。
詹国团生于 1964 年， 15 岁就跟着陈德良干游医，他们有行医执照但没有卫生许可证，可以在莆田行医，但不能在全国行医，为了抓住疥疮这笔财源，詹国团跟着师傅在全国各地火车站做游医，从海南岛到黑龙江全去过，靠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吸引流量，慢慢发展到治各种皮肤病、性病。
他们当然不懂怎么治，靠去新华书店查医书，再按医书到公立医院抓药，转手高价卖给患者，詹国团在自述里，说自己当时一年能挣几千块钱。
其他人模仿莆田人的游医五句，就来源于此。
詹国团赚到第一笔钱后，便也离开师傅自立门户，但他不再走电线杆广告路线，尝试去电视台投广告，抓到流量更大的广告，客流络绎不绝，从此远超师傅，发了大财。
从 1985 年开始，赚到钱的詹国团成立公司，跟公立医院签合同，承包医院的皮肤科，之后又承包医院的性病与妇科，赚到钱后，再给公立医院买 CT 机分红，设备越投越多，到 1990 年，詹国团就赚了 1000 万。
2002 年卫生部放开民营医院牌照，詹国团有了正规牌照，事业迎来爆发期。
陈德良的其他弟子，也顺着这条路线，慢慢进入医疗体系，最后形成了莆田系民营医疗势力。
莆田医疗也自我内卷，最后形成了詹国团、林志忠、陈金秀、黄德峰四大家族。
不过现在莆田民营医院的黄金周期已经过完，由于莆田医院名声太差，现在大家去看病时，都会先查询一下这家医院的背景，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再走进莆田系民营医院。
莆田医院与假鞋，都处在衰落周期。
莆田制鞋业起步很早，我去莆田调研前，一直误以为莆田是因为制鞋晚才走了歪路，但实际并不是这样。
莆田在民国时就有制鞋业，走的还是莆田师傅的传统路线，有“彩成”、“顶成”、“彩美”、“瑞美”、“协来”好几家名号，其中“彩成”郑成祖口碑最好。
“彩成”建国后改成公立的权立鞋业，后搬迁到英惠巷，改名莆田鞋革厂，这家工厂，便是莆田制鞋业的发家起源。
莆田鞋革厂 1972 年就在生产凉鞋， 1978 年晋江才开始起步，实际上，莆田制鞋业还早于晋江。
1986 年时，莆田鞋革工业总产值超过 1 亿元，占全省 70% ，之后开始为耐克、阿迪、彪马代工，这时候还碾压晋江系。
莆田有廉价的技术工人，当时福建制鞋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相当台湾工人一个小时的工资，这中间有巨大的利润差， 1988 年台资便来到莆田，成立了涵江、环球、协丰鞋业，此时全市制鞋人员超过 10 万人。
到 1993 年，莆田已经有 100 多家鞋革企业，每年生产过亿双鞋，当时鞋厂工人收入很高，是本地的金领阶层。
一位莆田人跟我回忆说， 1998 年，他奶奶当年拿着一枚金戒指，去找人换他一个压模岗的工作，当时在耐克代工厂的压模工作，就有 1800 元月薪。
1998 年时，中国大部分人的月薪，在 500-1000 元， 1800 元确实是高薪工作了。
我问他 2023 年压模师傅工资多少，他说 9000 元左右，还是不错的。
莆田和晋江同为代工模式，后来走上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主要转折点是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由于外贸订单狂跌，莆田和晋江在当时同时出现了生存危机，晋江的办法是向上升级，自己搞品牌，省得看人脸色， 1999 年利润只有 400 万的安踏，花 80 万签下孔令辉代言，再在央视投放了 300 万的广告。
安踏带领整个晋江系走内销，砸宣传、砸品牌、上市，形成了今天大批晋江鞋服大佬。
而莆田选择了向下苟活。
金融危机使莆田倒下了一批鞋企，老板跑路后，下岗的工人们有机器有鞋料，为了赚点生活费，又只会做代工的手艺，便开始在小作坊里，开始了第一批假鞋生产。
假鞋越做越多，质量越来越好，为了做得一模一样，他们常年请人在代工厂围墙外游荡踢石子，而花高价请来的代工厂专业人员，则会将样板鞋和设计图纸，从墙内扔出来，小作坊连夜开模赶工，能跟阿迪和耐克同时上市新鞋，质量款式还一模一样。
后来随着电商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莆田鞋的网上销售火爆，利润丰厚，大家更舍不得放手了。
并不是所有莆田制鞋人都想做假鞋，有莆田搞鞋的人跟我说，他们有一波人是做过自己的品牌的，但短期内巨大的亏损，使他们无法承受，最后又只能回去做假鞋。
所以晋江和莆田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本质上是莆田和东莞一样，没完成原始积累的问题，不是哪里的人天生就喜欢干什么的问题。
现在莆田已完成了积累，他们便也要开始，重走品牌之路。
虽然晚了三十年，但经济规律是谁都必须遵守的，现在开始做品牌，总比一直不做要好。
莆田在外地人眼里，主要三个印象是莆田医院、莆田寺庙、莆田假鞋，其实大家对假鞋没什么痛恨情绪，说实话还挺包容，而说莆田人承包了中国 90% 的寺庙，那是 2016 年开始的老旧谣言，该文作者在当年，就已正式向佛教协会发文道歉，压根没这回事。
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普罗大众，对莆田印象不好的，主要还是莆田医疗那四大家族。
而莆田游医发源于界外，界外，又是清廷造孽滋生出来的恶果。
还是过于贫穷，惹出来的种种是非。
我去到秀屿区东庄镇实地调研时，确实见到了一些豪宅大院，但并不是想象中的大片大片连成一片的遍地豪宅。
听当地人说，由于大众对莆田医院深恶痛绝，现在医院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
而莆田假鞋，在经过政府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后，已基本没多少生存空间了。
“以前我们这做 A 货的很受欢迎，”一位莆田小伙子跟我说，“女生们都抢着嫁，但现在不行了，要么重罚，要么坐牢，女生们都不爱嫁了。”
莆田现在豪宅连片的地方，在北高镇。
北高镇一共有 12 万人从事黄金珠宝行业，全国三分之一的珠宝门店，由莆田人控制，莆田珠宝商，掌控着珠宝零售、生产批发各 2000 亿的市场份额，而且这些人极其低调，外界对他们极其陌生。
莆田人能在黄金珠宝行业做得这么好，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有大批打金师傅。
北高镇人民为了吃饭，也出手艺人，比如当代最早的打金师傅叶仙芳，自学打银成才，又将技术传给同乡，使得镇上许多人都会这门手艺，他们全国到处打首饰，跟游医一样游走在全国，在 1980 年代时，部分打金匠就完成了原始积累，有了几十万财富。
有了钱之后，开始深入更高利润的黄金运输，从“打金”转行成“拖金”，将河北承德、陕西潼关的金子运到莆田北高。
2002 年开始，中国黄金零售对个人开放，懂技术有渠道的莆田北高人，由此迅速掌控了黄金生产和零售产业。
莆田人还掌握着全国大部分的民营加油站，北京中图石油、湖北天海石油、江苏苏油、太原 21 站石油、河北启点集团等等企业的老板，都是莆田人。
莆田民营加油站能吃得开，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燃油大王林恩强，这人是世界级的油轮运营商，控制着新加坡的燃油买卖，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是莆田人， 1942 年出生于埭头镇石城村，也是在莆田界外， 12 岁才去的新加坡。
林恩强培育了一批莆田人做门徒，从事大陆地区民营油站生意，从 1992 年开始，投资了大量加油站，主要集中在中石化中石油不愿去的偏远地区，比如内蒙古、贵州、云南。
2017 年的时候，全国 5 万座加油站，有 4 万座是莆田人的，每年产值达到了 4 万亿。
除了黄金、加油站，莆田忠门人控制着木材生意，仙游人控制着红木生意，涵江人搞农贸生意，大部分莆田人都小心翼翼地经营，赚了钱从来不敢声张，他们讲究“财不露眼”，越有钱的人，在外面越会装孙子，为了低调，有时还故意带点儿穷酸样见人。
外地人所熟悉的莆田医院，其实只是莆田人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哪怕同样来自界外人经营的加油站生意、木材生意，其实也都是正经生意。
“我们也知道，东庄那帮做游医的，迟早会搞臭莆田人的名声。”一位莆田富二代这样告诉我，“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又低调又务实，根本不想别人知道我们挣钱。”
说完他又特别补充一句：“你写文章时，千万别提我名字啊，低调、低调。”
我到莆田实地去看时，发现它确实跟我预想中的不太一样。
莆田本地的主要产业，除了鞋业，另两个居然是食品和工艺美术。
鞋业我们都懂，当地有 4200 家鞋服工厂，一年能创造 1200 亿产值。
食品大家就很陌生了，这里主要生产啤酒，也做预制菜，一年产值 500 亿左右。
工艺美术指的是古典家具、新中式家具、木雕、玉雕、石雕等等，一年产值 600 亿左右。
莆田人会的这些手艺，最早是为寺庙服务的，寺庙需要大量佛像与建筑雕刻，才有了莆田这些行当，而福建多寺庙、妈祖庙，又是他们出海捕鱼、下南洋的心理需求造成的。
从莆田现在的主产业，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本质上还是一座匠人城市，以手工业为主。
在外发财的莆田人，也分两类，一类是黄金这种手工艺人的延伸，另一类是加油站这种海外莆田人的反哺。
莆田其实是一座有着不错文化传承、有着大量手工艺人、有着丰富特色美食、也有着不少文物古迹的传统小城，大部分莆田人勤劳朴实低调，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个样子。
福建本省人对莆田的印象，主要来自调侃，而全国人民对莆田不好的印象，是游医系近些年动静闹得太大造成的。
其实做游医的莆田人，是极少数莆田人，他们不能代表大部分的莆田人。
在我要离开莆田前，一位当地人谈及往事，说莆田 1983 年才改县为市，在这之前，莆田是全国人口第二多的县，人多地少，是莆田的主要矛盾。
为了活下去，莆田人想尽种种办法，有的外出全国游荡，有的抱团发展某一产业，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些人急功近利，一时利欲熏心，迷失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还把事情搞得太大，极大地挫伤了莆田人的声誉，政府也在想尽办法，努力让大家认识一个真正的莆田。
我默默地听完他们的陈述，临走前，我总结说：
莆田的发展，其实是整个福建的缩影，民间的痛苦无法控制，政府的努力尽力而为。
这种事，大家各尽人事便好，莆田人的努力，我们都看得到。
不仅是莆田人，福建人，全中国人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柒 厦门与福州
福建除了泉州与莆田，另有厦门与福州，是必须要提及的城市。
我们一般说的厦门，历史上一直指厦门岛内，古代叫鹭岛，或者嘉禾屿，一直归泉州管。
唐宋时还属于荒僻海岛，没啥人气， 1394 年为了防倭寇，发现漳泉交界处的九龙江出海口嘉禾屿，居然没人防守，大明在南部建中左所城，这才有了厦门城的起源。
厦门其实最早是下门的意思，明万历年间，水师有两部分驻扎在这，一部分叫浯屿水寨，他们所在的浯屿叫 “上门”，另有一个嘉禾屿水寨，他们所在的嘉禾屿叫“下门”，后来写文件时，写成了“夏门”或者“厦门”，还同时用鹭门、鹭岛、中左所城、嘉禾屿等各个名字，把朝廷的人都搞糊涂了。
一直到清朝，才统一了名称叫厦门。
厦门的行政地位一直非常低，一般府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厦门到清朝灭亡时，它连个乡都不是，而乡下面的行政单位，叫 “里”，属泉州府同安县绥德乡下面的嘉禾里。
不过厦门人不要哭哈，虽然行政级别低，但厦门所设的行政、军事机构，级别远超同安县衙门，是清代闽南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宋元时福建最盛的是泉州港，明代时是漳州月港，清代时这两港都衰落了，从雍正年开始，厦门因为港阔水深，一直在对东南亚搞民间贸易，说是民间贸易，因为清在 1757 年前，只有宁波、漳州、云台山（连云港）三个通商口岸， 1757 年后，只有广州是合法的通商口岸，厦门的对外贸易一直在悄悄进行的。
广州在清时吃的红利最深，对外通商一直没断过，为今天广州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打输了，签了《南京条约》，搞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允许跟洋人做生意，厦门才有了合法贸易身份， 1843 年底正式开埠。
我们说一鸦是中国走向近代史的分界线，是因为一鸦五口通商后的冲击力，部分只走广州的货物，转到了上海宁波，广西西江流域大量苦力失业，助长了太平天国运动。
到清朝灭亡时，厦门以 240 个外国商号，排在上海、天津之后，名列全国第五，对东南亚贸易成为出口贸易的支柱，外国侨民数也排在全国前五。
随着港口越来越发达，船舶业和客运业日渐兴盛，码头越建越多，常常有几万船工常驻厦门，大批下南洋做生意的闽南人，也将厦门视为重要的出海点。
今天小年轻们喜欢跑厦门，主要是因为当地有大量外国建筑，尤其是厦门西南小岛鼓浪屿，有 1000 多座全球各个风格的建筑，很受全国文艺青年的喜欢。
清朝时，为了让洋人跟中国地方政府和人民保持一定距离，减少不必要的冲突，鼓浪屿划分成万国领事区，从 1844 年开始，英美法等国家便在鼓浪屿设立了领事馆，并在上面建教堂、医院、学校、洋行等配套设施，大量外国人的到来，意外使鼓浪屿发展成了今天的旅游重地。
1920 年代，又有富商华侨回国定居，留下些中西交融的私宅，鼓浪屿风格才会多种多样。
除了外国建筑，厦门最常见的就是骑楼。
骑楼是英国人在 18 世纪后半期统治印度时，被印度炎热的天气晒得个半死，为了多创造凉爽舒适的住宅，从希腊帕特农神庙找灵感，在居室前加走廊，创造了最早期的骑楼建筑。
英国人统治东南亚时，又把这种风格带过去，尤其设计新加坡城时，在所有建筑前，都必须有一个宽度约 5 英尺的有盖走廊，作为做生意的场所，大约能走 5 步，就被叫做五步路，形成了现在骑楼的样子。
厦门多骑楼，便是华人回厦居住时，将这种建筑又从东南亚带过来，现在叫南洋风情，其实是英国人避暑避出来的。
骑楼遍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因为主要多建在民国时期，因此每看到骑楼，就有一种 “南洋 + 民国”的时代感，文艺青年爱怀旧，也更容易喜欢跑骑楼来看看。
厦门还有个外地人不知道的好。
我走在厦门街头时，少见其它海滨城市那种咸腥海风，也没有见到其它海滨城市，常年被腐蚀后的斑驳痕迹，海水也更平静更清澈，不由得起了好奇心。
一位老厦门人跟我说，厦门让人住得舒适，是因为它身处一个大海湾的中心，被大陆突出部和金门岛围绕，很好地对冲了大风浪，才有了234公里海岸线平静的深水阔港，它无酷暑严寒，年平均气温 21 度，本来就讨人喜欢。
厦门其实是处在一个大海湾的中心
最重要的是，厦门处在九龙江的入海口，大量淡水从这里冲入大海，降低了厦门海水的咸度，起风时，海风便显得更柔和温缱。
一位在马六甲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华侨跟我说，东南亚那边海风咸腥味重，闻起来很不舒服，厦门海风不咸不淡，要温柔清新许多。
总之，厦门优良的地理条件、洋人们留下的大量建筑、以及民国骑楼与闽南美食的加成，使厦门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成为了福建海上花园、全国一流旅游城市。
但厦门岛小，它总面积才 158 平方公里，土地资源十分珍贵。
尤其厦门旁边，就是富商云集的大泉州，开车也就八九十公里，各路有钱人纷纷涌入到厦门，将厦门房价推高到了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远高于广州、苏州、杭州。
其实厦门岛就是整个福建，尤其是闽南人的富人小区，要不然不可能产生这么变态的房价，游客来来往往，只是短暂穿梭，闽南富人，才是厦门岛真正的主人。
由于大量吸食泉州富人和企业总部定居，厦门和泉州也无形中构成了竞争关系，我在福建时，两路人马一谈及对方，都是带点火气的。
厦门不止吸泉州，也吸龙岩、漳州等大企业的总部进驻，这些企业大部分没搬过来，但能大量开票贡献 GDP 给厦门，也上交部分税收给厦门，所以周边城市都是有些不服气的。
2022 年， 530 万人口的厦门，创造了 7800 亿 GDP ，在福建排名第三，在全国５个计划单列市里排最后一位，人均 GDP 达到 13.3 万人民币，略胜大连的 10.5 万，跟青岛的 13.8 万差不多，负于宁波的 15.3 万，和深圳的 17.3 万。
2022 年五个计划单列市的财政收入，深圳是 4257 亿、宁波 1723 亿、青岛 1368 亿、厦门 881 亿、大连 737 亿，厦门各方面都小胜大连，经济数据还算不错。
计划单列市就是财政单列，财政收入跟中央对接，但不一定就跟省财政脱钩，还是要向省区上缴一定的财政收入，叫单列不脱钩。
简单点说，就是中央给你开小灶，但你还得交一部分钱给省里。
厦门从 1988 年开始设为计划单列市，经济发展整体还不错，但我跟每一位厦门人谈起当地经济，大家都还不是太满意。
“主要是厦门现在还是以国企为主，”一位厦门老乡说，“经济活力不够。”
目前厦门百强企业里，前三强分别为做房地产、纸业的建发，做房地产、矿业、金融的国贸，做房地产、农产品的象屿，这三家国企营收都超千亿，占到了百强企业总营收的 65.5% 。
厦门目前有计算机与通讯、装备制造、半导体、生物医药、新材料、平板显示、软件和信息服务七大过千亿的产业，但民营经济还是活力不够，前三名的均和控股、盛屯矿业、三安集团等年营收有几百亿，不过基本都是搞矿炼矿这些为主，还是资源型企业。
不过还好厦门的民间贸易是做不下去了，有过去民间贸易资深免税专员跟我说，主要是现在利益太低、风险太高，关税也下降了，中国几乎什么都能造，外面的东西运进来也卖不起价，民间贸易已经没什么搞头，绝大部分免税专员已经洗白上岸了。
赖昌星的时代是彻底结束了。
“要简单粗暴地理解厦门，就是大国企加旅游。”一位厦门人这样跟我总结，“非要再加什么形容词，就是壶见富人的后花园。”
但福州就完全不是这样。
作为福建省的省会，福州的存在感一直非常低，许多国人知道有个厦门，但不知道有个福州。
厦门是全国人民的厦门，但福州，它很长时间，只是闽北的福州。
福州城最早是越王勾践的后代无诸，于公元前 202 年建立，在宋朝前福州没什么好说的，基本就没什么人，唐朝时福州府十邑只有 3.4 万户， 7.5 万人，野生动物比城里的人还多，唐开元时因“州北有福山”，便取名福州。
唐末开始才有一波波北方人口进入福建，每波大概就一两万，这时候福州人口才渐长，北宋时因太守张伯在城内种满榕树，福州便有个外号叫榕城，到南宋时，全城人口终于超过 10 万，成为宋代主要的造船业中心，也是一座以外贸为主的城市。
宋应该是福州的一段巅峰时期，因为海上丝绸之路发达，德化白瓷、福州漆器、漳州丝绢都从这里卖到国外，福州人因此赚了不少钱，再大笔投入教育当中，团结宗族，设立书灯田、义学、试馆，为族内子弟博功名铺路，以致两宋时期，福建籍进士达 7144 人，占全国总进士人数的 25% ，甚至压过了江苏浙江。
唐朝时福州还被当成野人住的地方，笑他们 “闽人不知学”，大量北方汉人的迁入，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提供的经济基础，才使福建在两宋时在教育上逆袭。
福州至今还保留着古朴的三坊七巷，其中有一条郎官巷，指的就是宋时刘姓家族，子孙数世都考上功名，皆为郎官。
在宋元时期，建城更晚的泉州，在经济上一直力压福州，明朝时又是漳州坐大，清朝是厦门发家，就是到了 21 世纪，福州也是最近两年，才在 GDP 上超过泉州，改开后好几十年，泉州一直是福建第一，而且泉州民间明显更富裕，也就是说，在福建省里头，厦门和泉州一直闪闪发光，凭什么老大的位置就要交给福州一直坐？
因为福州的战略意义更重要。
最大的原因，还是闽江。
闽江是福建第一大江，全长 575 公里，依赖这条水路，逆江而上，可以到达半个省大的区域，沿江而下，又可以直接到达大海。
大闽江保证了福州的水源，还能扼守入海的重要节点，相对要更容易守城。
而厦门、泉州，甚至包括莆田，都是缺淡水区。
闽江年径流量是 621 亿立方米，晋江是 51.3 亿立方米，九龙江是 140 亿立方米，他们所对应的福州、泉州、厦门，一看就是福州更容易生存。
所以福州胜在它是一座下限更高的城市，在遇到战乱时，可以有一个保障。
厦门至今还十分依赖漳州的淡水供应，每年 87% 的淡水来自漳州，而泉州人均淡水资源不到 1118 立方米，只有全国的二分之一，全省的三分之一，人口密集地区，人均水资源更不足 300 立方米。
由于下限低，一被时代殴打就可能崩溃，所以厦门和泉州可以发财，但不能做大哥。
因为做大哥的，第一件事，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靠得住，无论贫穷富贵，都守得住底线。
其实如果真的要重选省会，只从地理上来说，漳州都比泉州厦门要合适一些，不过漳州位置太靠南，不适合管理全省，所以还得是福州。
而且你真要把省会从福州搬走，那闽南一定坐大，闽南坐大，历史上中央政府硬生生将潮汕切开到广东的战略意义，就要付诸东流了，那迟早会搞出一个闽南人自治区出来，福建其它城市也更拿不到资源，他们不会同意的。
老大不仅要有底线，还要懂得平衡社团利益，为所有人着想。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选福州做老大，不是在瞎搞，大家心里头，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不过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放在全国，其实真的不怎么样。
不要误会，说起地理位置不好，我其实不是针对福州一座城市，我是说在坐的各位福建城市都是 ......
我以前去过福州三次，它过去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小而旧。
我第一次去福州是 2008 年，当时市区面积仅 1014 平方公里，汽车保有量也仅有 18 万辆，来时正赶上福州大搞城建，到处都在挖路，依稀记得城区到处是老旧建筑，以及各种大榕树和寺庙。
那时候逛街都是往东街口去，南后街十分破旧，人均月薪也不到 2000 元，平均房价是 7500 块一平。
大家看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它都活在山区间的一小块冲积平原上，扼守着闽江要道，市区是不靠海的，老市区发展空间小，城市空间能惠及到的市民数量也很少。
再结合各区分布图一起看，就知道整个福州，活得好一点的就是山中平原那一小部分人，其它人口稠密一点的连江、长乐、福清、平潭，他们的生活，注定跟泉州、莆田没什么分别。
于是这部分人，历史上也只能向海而生，在过去，都是通过偷渡、移民等方式，去到世界各地去谋生。
福州旗下各区域，各有各的偏好。
我们先说大名鼎鼎的福清。
按 2019 年的数据，县级市福清常住人口有 140 万，其中在海外的有 90 万人，最多的在日本，其次在美国。
福清人去到日本后，经营一些小本买卖，卖卖豆腐、开开餐馆什么的，但常遭到日本山口组欺压，在报警没什么卵用后，为了自保，福清人组织起来，跟山口组开始对砍。
最早他们为了保护一个豆腐店，以几十人对山口组几百人，将山口组打得落荒而逃。
之后福清帮和山口组对攻几十年，传言 1997 年还干掉过一位山口组大佬山本元一。
不过福清帮在日本，渐渐也走上了毒品、走私、偷渡、贩毒、绑架等各种犯罪道路，变成了真正的黑社会，把自己名声搞烂了，日本现在对福清人也基本拒签。
另一个海外常见华人势力，是长乐人。
按 2020 年的人口统计，长乐常住人口 80 万，但有 50 万在海外混饭吃，最多聚集的是美国纽约，共约 20 万人。
纽约总人口才 880 万，华人就占了约 60-80 万左右，是华人最爱去的美国城市。
长乐人大批去美国，始于 1990 年代，一般是跑到美国做厨师或杂工，从早上十点干到晚上九点，经过几年积累，学了些厨艺存了些钱，便开始自己开小餐馆，那时候是美国经济黄金期，在美国开餐馆的中国人，几乎都能挣钱。
他们也不跟当地人通婚，而是回福建找老乡说媒，愿意嫁过来的就一起到美国奋斗，几十年下来，餐馆渐渐越开越多，手里存的钱也越来越多，还把东百老汇大道变成一条福建街。
长乐人把赚来的钱汇回国内，滋养着长乐经济，最终催生了当地钢铁和纺织两大产业。
在 1988-1993 年的偷渡黄金年代，纽约甚至出了“偷渡皇后”郑翠萍这样的人物，郑翠萍出生在长乐以北的马尾区，曾帮助几千名福建人偷渡到美国，几乎无人不知大姐萍， 1980 年代，她一次偷渡收费 1.8 万美元， 1990 年代，一次收 4 万美元，郑翠萍因此发了大财。
最后因为 1993 年一起偷渡事故，死了十个偷渡客，美国政府发出通缉令，郑翠萍开始逃亡， 2000 年在香港被逮捕后引渡到美国服刑， 2014 年因癌症病死于狱中。
死后还有大量福建人去吊唁她，开着几十辆加长林肯为其送行。
总体上来说，整个福建都不适合生存，作为省会的福州，生存空间也极小，最后游走于世界各地的福州人，形成了日本福清、美国长乐、英国连江的分布。
其实福清人、长乐人、连江人没有受到福州的惠及，对福州的认可度较低，他们几乎不说自己是福州人，但作外乡人的角度看，我们还是会将他们统称为福州人。
作为随时可能跟对岸发生军事冲突的前线，福州自己的发展也较为缓慢。
我 2008 年第一次去福州时，就感觉它作为省会，还是一座较为落后的城市。
直到福州确立了 “东进南下，沿江向海”的发展战略。
简单点说，就是福州老城区没法动了，就在福州外围，再造了一座新城。
除了原来的中心城区，还包括三江口新区、长乐区、滨海新城这些新城区，通过 2017 年建成的地铁 1 号线、 2019 年建成的 2 号线、 2022 年建成的 5 号线、 6 号线串连起来，四号并网，扩大了整个福州城区。
我在三江口新区沿路步行时，看到的是一座很漂亮的现代新城，跟西安曲江、成都高新、南宁万象一样让人心旷神怡。
尤其这边又靠海，海边走廊极适合散步游览，是一座让人十分心动的宜居城市。
随着新区的发展，各种大企业的入驻，福州的 GDP 也终于微微超过了泉州。
不过根据我现场观察，福州实际的经济活力尚不如泉州，真正要拉开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捌 向海
闽南人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就是在自家孩十六岁，要举办一个成人礼，叫舞象之庆。
从这天开始，意味着这个孩子男子已经成丁，女子则为及笄。
在十六岁生日这天，家里要备三牲，寿面供神，外婆家会送来衣物、金饰、红鸡蛋，亲人们会给他象征福气的金戒指金项链等，祝福他迈向成人之路。
其实，这套仪式的背后，也是在告诫自己的孩子：
从此以后，你就将要成立为人，你很可能要离开父母，离开福建，去到南洋闯荡，今天送给你的金器，是作为你后面保命的流通货币。
去勇敢地闯荡吧，福建因为穷山恶水留不住人，去陌生的南洋、去日本、去美国，去闯出自己的世界来吧。
就像 1980 年代，那部港剧歌曲里唱的那样：
河水弯又弯，冷然说忧患。
别我乡里时，眼泪一串湿衣衫。
若有轻舟强渡，有朝必定再返。
水涨水退，难免起落数番。
大地倚在河畔，水声轻说变幻。
梦里依稀满地青翠，但我鬓上已斑斑。